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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伦理观在中西方纪录片中的差异

时间:2018-04-10 09:40作者:依依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试论伦理观在中西方纪录片中的差异的文章,在不同的伦理观念指导下的纪录片创作, 呈现的艺术和理念截然不同, 中西方纪录片也在“内圣外王”和“美德即知识”的不同路径中追寻各自的善与幸福。

  摘要:在不同的伦理观念指导下的纪录片创作, 呈现的艺术和理念截然不同, 中西方纪录片也在“内圣外王”和“美德即知识”的不同路径中追寻各自的善与幸福。

  关键词:纪录片; 内圣外王; 美德即知识; 家国情怀;

  任何一种艺术作品和创作者都是受时代的社会思潮的影响和指导, 在它的背后反映和折射的是当时社会思潮及伦理道德思想, 纪录片也不例外。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及此时期的《摩阿拿》《亚兰岛人》《非洲踏勘》等系列作品为什么都是与少数民族和人类学有关的纪录片?在这一时期, 中国的纪录片却选择了《定军山》等以传统戏曲为主的拍摄发展模式。真理电影、真实电影运动的背后蕴含的社会思潮和伦理思想又是什么必然的联系?

  中国影戏的诞生和发展, 和西方纪录电影的发展是几乎同步的, 然而在中西方纪录电影的发展之初却走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中国的纪录片发展, 从19世纪晚期影戏时代开始, 从1905年拍摄《定军山》, 任庆泰的丰泰照相馆陆续拍摄了谭鑫培的《长坂坡》、俞菊笙和朱文英合演的《青石山》、许德义的《收关胜》、俞菊生与朱文英合演的《青石山》、筱麻姑的《纺棉花》、俞菊生的《艳阳楼》、俞振庭的《金钱豹》、《白水滩》等。虽然是把千百年的方寸之戏台变成了看得见摸不着的声光电的电影荧幕, 但是寓教于乐、雅俗共赏、劝善惩恶、化民成俗的道德教化作用依然没有变, 正可谓是因利而起, 却循义而生。与中国的纪录电影不同的是, 西方国家在电影产生最初, 就把镜头对准了热气腾腾的现实生活本身。《工厂大门》《浇水园丁》、《婴儿的午餐》、《沙皇的加冕典礼》、《赛马》, 纪录生活的每一个精彩而有趣的片刻, 纪录作品打上的是深深的现实主义烙印。

  要理解中西方纪录片发展中理念和功能上的大相径庭, 其实质在于中西方纪录片在“内圣外王”和“美德即知识”的不同路径中追寻各自的善与幸福。

  纪录片的创作, 从表面看, 仅仅是一种个人或者组织机构的纪实性艺术创作活动, 人们更愿意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看待一部纪录片的作品, 但是艺术审美和伦理学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以艺术作品为对象的美学, 研究审美意识和美感, 研究美的创造、发展及其规律, 它与伦理学自古以来有着内在的“血缘”关系, 许多思想家认为道德的东西, 也是美的东西, 任何美的现象也都具有伦理的价值即美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心情的作用。作家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艺术作品来表达自我的世界观和道德观, 并由此深化人们对美与丑, 善与恶的认识与思考, 这就是艺术的伦理教化作用。所谓文以载道, 可以这样说, 纪实性影视作品, 离开了伦理, 便没有价值, 离开了教化, 就没有功用。

  一、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伦理思想基础不同

  中国的传统思想往往注重集体主义, 把小我溶于集体这个“大我”, 讲究的是个人服从集体, 从古代的三纲五常, 到现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始终强调的是一种集体的文化思想。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 个人甚至要有自我牺牲的精神。

  西方的思想观念, 以个人主义作为基础。强调的是自我价值的实现, 认为个人幸福的叠加就是社会整体的幸福, 只要每一个个体都实现了幸福, 那就实现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换句话说, 这就是个人利己主义为基础的功利主义思想。在这种功利主义思想指导下, 更加强调个人的奋斗和命运的改变, 更加强调自由的不可剥夺和天赋人权的神圣。

  体现在纪录片的创作中, 我们时时能发现这种不同伦理思想指导下纪录片发展和创作留下的痕迹。从摄影机发明之初, 西方国家的海洋冒险和扩张性格便在这种新事物中加以显现。和当时的世界商品倾销一样, 卢米埃尔从1895年到1897年两年间组织了数百台摄影机和摄影师, 分赴全世界各地去拍摄影片和进行展映, 在这短短两年时间里, 几十个国家因为卢米埃尔的摄影师的到来开启了自己的电影史。在埃里克·巴尔诺的《世界纪录电影史》中, 巴尔诺把最初的纪录影片和他们的创作者们称之为探险家。在这一时期, 纪录摄影家兼探险家弗拉哈迪、马丁·约翰逊、库柏等导演利用摄影机记录下各个少数民族和未曾消失的文化, 这些作品正是迎合了西方人价值观念中的自由、冒险的精神, 在西方各国大受欢迎;梅索斯兄弟的《推销员》更是表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竞争中人与人之间以成功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 甚至在以宗教名义下的《圣经》都成为商品进行贩卖时, 欺诈和哄骗, 都是为了最后的个人获利和成功。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功利思想, 既是社会现状的反映, 更是对人性的最为直接的思考。

  二、“内圣外王“与“美德即是知识”寻求幸福的不同路径

  中国人重视的是自身内心的自省自律和修炼, 在中国伦理学中, 人的内心修炼是道德的起点, 保持内心的赤诚是道德的归宿[1].

  “内圣外王”最早出现于《庄子·天下篇》。《天下篇》作者说:“圣有所生, 王有所成, 皆原于一 (道) 。此即“内圣外王之道”[2]。照《天下篇》看, “内圣外王”是天下之治道术者所追求的, 其内涵通俗的讲, “内圣”就是修身养德, 要求人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外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的统一是儒家学者们追求的最高境界。

  在中国传统伦理学看来, 修身慎独是达到至高道德境界的最好方式, 这种内敛的诉诸内心观照自身的道德行为方式, 既与传统的自产自足的封闭式的农耕经济密切相关, 又与中国家国同构、家族血缘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为依托的。

  在中国的纪录片创作中, 这种强调自身修为, 追求“内圣外王之道”的伦理思想处处可见。《沙与海》中, 一户游牧人家刘泽远和一户渔民刘丕成面对沙与海的恶劣环境抗争中, 对生活选择的不是逃离而是坚守和面对, 甚至把这种环境的恶融入为生活的一部分, 这种淡然处之的中国式的生存哲学, 是追求内心平静和安贫乐道的最好体现。而更多的导演, 把目光投向更具有象征意味和宗教色彩的题材来加以表达。如早期的《西藏的诱惑》《藏北人家》, 蔡杰导演的《云上佛童》《青朴—苦修者的圣地》, 导演的幸福观和道德追求更多的目光是集中在个体的内心的自身修为和磨练当中。

  西方哲学中, 对于理性和科学倍加推崇, 认为理性和科学是追求获取幸福的手段也是目的。苏格拉底认为, “美德即是知识”, 是人们获得幸福的关键所在, 人人都希望获得幸福, 而大多数人不可得, 其原因在于不了解幸福的含义, 也即不具备道德的知识。这种把智慧、知识、科学、理性等同于美德的伦理价值观, 促使西方伦理学形成外向型的, 对外具有探索和扩张张力的一种直接伦理诉求, 不停的用科学精神探知未来世界, 带着征服和超越的理念去认识新的世界, 这是西方伦理学的核心所在。一方面, 这种外在的向外扩张的伦理思想是基于西方的海洋型和商业化的国家经济发展模式, 另外一方面, 也形成了西方的契约型和法律性的社会伦理关系。在美国的历史纪录片《美国:我们的故事》当中, 第一批先民乘着五月花号远涉重阳, 踏上了北美这块土地。在纪录片的片头解说词中“我们是前锋、也是先驱、我们为自由而战、我们将梦想付诸现实、我们的奋斗换来一个国家的新生”, 这就是美国梦和美国精神的经典浓缩。

  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底蕴造就了不同的国民性格, 中国人希望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西方人追求智慧、正义和理性的理想国。但是, 无论是“内圣外王”含蓄内敛的儒家风格还是“美德即知识”的积极主动的功利主义思想, 他们走在寻求幸福的不同的道路上, 而追求幸福的目标是一致的。

  三、和而不同的家国情怀

  在中国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 逐步形成以“三纲五常”为主的伦理社会体系。其中,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正是家和国的概念, 在中国人的概念中, 占据着非常重要的成分。中国的社会构成就是有一个个的“小家”构成了国家这个“大家”, 所谓, “忠孝不能两全”, 其根本还是说的大家利益还是小家利益的事。每一个中国人, 都深深知道, 家和国的命运是维系在一起的, 有国才有家。“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陆游的《示儿》:“死去原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无忘告乃翁”。这些诗篇对联透露的都是深沉的家国情怀。

  在纪录片宏达叙事的时代, 《话说长江》《望长城》《丝绸之路》《运河》《故宫》《敦煌》等等这些带有强烈中国符号的纪录片往往更受到人们的关注和欢迎。

  而在纪录片里, 家的存在感更是具有普遍性的。《归途列车》里的在广东打工的老张夫妇在火车站等了五天五夜也要回四川的家过年, 《秉爱》里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 不愿搬迁苦苦支撑的家, 甚至《阿龙》里面那个在外飘荡十几年的吸毒者阿龙, 在被判刑之前惦记的还是那个藏在心里的家。

  “风能进, 雨能进, 国王不能进”。在西方社会, 家和国之间是有一定区别的。西方的“市民社会”中, 家庭也好, 国家也好, 都是义务和权利的构成, 在家庭中, 夫妻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决定了家庭的存在感, 每一个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都是不可侵犯的。中国家庭的“儿孙满堂、三代人同住一个屋檐的天伦之乐”在西方家庭看来, 是无法忍受的。政府更是公民选举出来, 为维护公民权利、保障人们生活正常运转的各类机构。

  在对国家的概念中, 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是爱国主义的核心关键词, 对于国家, 在西方人眼里不是权威和等级的体现, 而是为每一个独立个体创造幸福、自由的共同体。一旦这个“国家共同体”在违背公众的意愿, 在侵犯公民的权利, 人们就能站出来反抗、抗争。迈克·摩尔的《华氏911》, 对美国政府的抨击和布什家族与中东拉登家族千丝万缕的关系给予了无情的批评和揭露, 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第四公民》中, 爱德华·斯诺登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全球监听计划棱镜项目。纪录片中有这么一句话:“民众之前称之为自由的东西, 现在被叫做隐私。同时, 我们说隐私已死。对于我们这一代人, 特别是对我们来说, 没有什么事能让我们感到惊讶。我真的感到非常担忧, 我觉得我们应该想想, 当我们失去隐私, 我们失去媒介, 我们失去自由本身, 因为我们不能再自由的表达自己的看法”[3]。

  参考文献

  [1]罗金远, 余卫东.试论中西伦理学的不同路径[J].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 (2) :7.
  [2]《庄子集释》 (卷十下) [M].北京:中华书局, 1961:1065.
  [3]《第四公民》:血液于沸腾处结冰[EB/OL].http://group.mtime.com/crazyfilmfan/discussion/3555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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