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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学论文(精选6篇)

时间:2018-02-27 15:00作者:依依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财政学论文(精选6篇)的文章,从财政主体结构入手, 按照政府、市场、社会重要性区分, 现有财政理论可分为三大流派, 进行历史与现实比较分析, 对构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财政理论具有重要启示。


  财政学论文范文一

  题目:基于财政学视角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摘要:虽然研究公共产品应对公共问题历来已久, 但对国际公共产品解决国际公共问题的探讨却由来未久。目前研究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有两大主线:即国际政治经济学和财政学。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本文从作用对象、受益范围和供给主体三方面分析国际公共产品的特殊性, 进而指出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源于资金供给难题, 基于这一事实, 本文从财政学视角对破解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融资难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国际公共产品; 资金困境; 援助融资;

财政学论文范文 配图

  一、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 当代世界经济社会呈现出新的特征:贸易自由化、生产跨国化、资本全球化、信息共享化、市场国际化, 这预示着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现如今, 越来越多的问题已经超越国家跨越地区的限制, 必须通过多个主权国家甚至全球所有主权国家协商合作才能得以解决, 如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极端组织的恐怖袭击、跨国犯罪、毒品交易、国际传染病等。根据公共产品理论, 只有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才能解决公共问题。由此, 为解决国际公共问题, 便产生了对国际公共产品的需求, 诸如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打击全球恐怖袭击的多国反恐合作机制、为追击跨国犯罪的国际刑事警察组织、为防控国际传染病的世界卫生组织、为促进全球自由贸易的世界贸易组织等。

  虽然研究公共产品应对公共问题历来已久, 但对国际公共产品解决国际公共问题的探讨却由来未久。一般认为, 国际公共产品是公共产品概念在国际范围内的引申和拓展, 因而也必然具有公共产品的基本特性, 即受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就目前笔者所做的研究总结来看, 关于国际公共产品问题的研究有两大主线, 一条主线是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研究国际公共产品的内涵、分类、供给困境成因及国际公共产品的融资方式等。另一条主线是基于财政学视角探讨国际公共产品外溢性的融资问题。相比较两条主线, 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国际公共产品成果较多, 研究也比较成熟, 而基于财政学视角探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成果甚少、还留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因此, 基于这一研究现状, 本文将基于财政学视角探讨国际公共产品的特殊性、供给困境成因并提出破解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融资困境的对策建议。

  二、国际公共产品的特殊性

  一般而言, 国际公共产品是其收益扩展到所有国家、人民和世代的产品[1]。为了准确地把握和理解这一概念, 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国际公共产品的特殊性。

  1. 作用对象的特殊性

  国际公共产品实质上是国内公共产品在国际层面的延伸, 也就是国内政策在国际层面的法理化和制度化结果[2]。国际公共产品, 相比于公共产品, 它考察的是多个国家、跨地区甚至全球、全人类的公共事务, 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共产品。简言之, 国际公共产品的作用对象是具有全球或跨区域外部效应的公共问题, 并不针对只具有“局部效应”的地区性或主权国内的问题。其涵盖范围的广阔性和作用对象的全球性, 是其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公共产品的根本特征。  

  2. 供给主体的特殊性

  在大多数情况下, 国内公共产品的供给呈现出供给主体的单一性, 主要由本国政府负责提供。而对于国际公共产品, 随着国际间双边合作和多边协调的推进, 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特性, 已由单一的主权国家供给扩展为由多元主体组成的供给团体。

  (1) 主权国家。在当代国际关系体系中, 无论是处理全球层次的国际性问题, 还是限于地区、多边或双边层次的区域性问题, 主权国家仍是最主要的构成单位, 占据着中心位置, 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主权国家的权力和地位进行确认开始,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着最主要的行为者和全球治理中最强的管理者角色。目前既没有任何新的行为主体能取代国家行为体充当国际关系的主要角色, 也没有任何成熟的政治制度与体制安排能取代以领土政治和主权国家为轴心的一整套政治框架和行为规则[3]。虽然有些学者提出, 在全球化时代, 主权国家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包揽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但作为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中坚力量, 主权国家将在今后很长的时期内, 继续扮演着国际公共问题的主要参与者、决策者和执行者。因此, 主权国家仍将是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主体。

  (2) 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体系中, 除主权国家行为体之外, 非国家行为体正日益活跃, 现已形成一种历史发展趋势并将长期存在[4]。以上观点表明, 对于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 主权国家将不再是唯一的供给主体, 作为政府间合作的产物———政府间国际组织开始登上国际政治舞台, 并开始承担起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责任。政府间国际组织是为解决全球公共问题而搭建的一种较为稳定、制度化和常设的国际性固定论坛, 旨在通过外交磋商、协调关系、努力合作, 进而达成共识, 为某些国际公共问题收集、提供信息并进行某些管制分配。通过全球范围和地区层次的多层面、多角度、全方位、多途径的努力, 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关乎全球和平与发展、经济与政治、环境与社会、安全与稳定等一系列公共问题的解决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并做出巨大的贡献。

  (3) 非政府组织及商业组织。以追求公共目标为价值取向的非政府组织及商业组织, 运作于国家之上和之外但又与国家互动互补, 通过区域乃至全球的国际性集体社会行动直接参与或以对话方式间接参与, 积极介入政府间国际组织各种活动来解决全球性的公共问题, 这将是未来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新生力量。

  (4) 全球公私伙伴关系 (Global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GPPP) 。是一种跨越国境的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多种供给主体交互作用形成的制度化关系, 如联合国全球契约、预防艾滋病全球基金等, 它是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创新, 在国际公共问题的合作谈判和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GPPP旨在纠正国际政治和经济市场失灵, 试图回应在不同政策领域中与全球化相联系的挑战。据有关数据显示, 当前已经在运作的GPPP数量已经达到400个[5]。GPPP通过发挥参与方的比较优势、融合资源以及风险和收益分担, 创造了对所有参与者而言的多赢结果。

  三、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

  目前, 关于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霸权模式, 这是霸权稳定理论下的供给模式。根据霸权稳定理论的观点, 国际体系诸如国际安全和对外援助、自由的贸易体系、稳定的货币体系等, 有赖于霸权国家提供稀缺的国际公共产品。在目前的国际社会中, 缺少一个世界性的政府, 还未能够强制地约束国家行为体的不当行为活动和按责任义务分配各国的缴税份额。由于这一政治制度和体制安排的“缺位”, 任何国家都有可能“搭便车”, 隐藏各自的偏好, 拒绝为国际公共产品支付成本。而只有霸权国家有能力而且有意愿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由此由美国主导的霸权供给模式成为了二战后国际公共产品最主要的供给方式。第二类是区域性联合供给模式, 这是在区域经济一体化驱动下的地区性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新模式。在这一模式下, 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成本通过协商分摊, 可以有效防止和排除国际公共产品被霸权国家“私物化”;其涵盖范围较小, 各参与国的利益和偏好较一致, 较易分类和归总, 能够有效避免全球性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中普遍存在的“搭便车”行为;能够根据本地区不同类型国家的需求, 因地制宜, 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更符合本地区需求的公共产品。目前, 区域性联合供给模式成效比较显着的有欧盟模式、北美模式和东盟模式, 在这些模式的推动下, 北欧、北美、东盟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方面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进而加速了区域一体化的进程。

  然而, 目前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远远不能满足经济一体化、区域一体化、贸易全球化等对国际公共产品的需求, 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困境, 即缺少为国际公共产品“埋单”的国家或组织。通过总结归纳, 笔者认为, 国际公共产品的资金供给困境主要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美国霸权力量的变化, 直接加剧了国际公共产品资金供给困境。不可否认, 自二战以来美国主导的霸权模式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上确实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政治领域, 由美国主导的旨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治理体系———联合国组织, 主要通过国际合作与大国协调的方式处理解决国际政治领域内的公共问题。在经济领域, 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等为载体的国际经济制度是美国遵循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等原则与规范建立起来的, 这一制度现已成为美国管理和控制世界经济的重要手段。在安全领域, 美国积极组建诸如“北约”、“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不扩散的核武器条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等地区防御体系和国际安全机制, 旨在为全球性的安全和地区性稳定提供机制保障。然而, 随着美国总体经济实力的衰落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 美国的霸权地位开始备受质疑。尤其是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 在“一超多强”的政治格局下, 根据其自身利益判断, 美国不得不做出必要的战略收缩, 削减其对国际公共产品的支出, 减少或中断其对国际公共产品的投入, 势必加剧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困境。

  第二, 产品所需资金与供给主体出资份额的不对等, 导致国际公共产品资金供给总量严重不足。任何产品的供给首先必须生产, 而产品生产都需要资金投入, 作为解决国际公共问题的国际公共产品也不例外。然而, 由于“世界政府”的“缺位”和主权国家追逐私利的本性, 对国际公共产品资金的提供, 各参与国不是从国际公利的角度按能力和效率决定自身出资份额, 而是根据其自身受益的性价比进行自愿提供。出于对个体私利的维护加上国际无政府状态, 必然会导致“搭便车”和“囚徒困境”现象长期存在, 进而使得各国试图尽量逃避其对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削减其对国际公共产品的资金投入, 最终导致国际公共产品资金供给总量严重不足。Kaul等[!]对全球各国在国际公共产品和国内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开支做了一个粗略比较, 全球各国对国际公共产品的资金投入只占国内公共产品资金投入的1/400—1/200。可见, 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所需资金与供给主体出资份额的严重不对等, 导致国际公共产品资金供给总量严重不足, 最终也难以有效解决重大国际公共问题。

  第三, 全球治理中的新难题和国际关系发展对现有模式的新挑战, 极大地增加了对国际公共产品的需求。随着全球化发展的深入, 由此带来的诸多新的全球治理难题, 如网络安全问题、共治与分治问题、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大国之间的矛盾、“大多边”与“集团化”问题等, 需要主权国家、国际社会、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密切配合, 竭诚合作, 共同解决这些新难题。而应对这些难题的有力措施是进行规范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安全体制设计和制度安排, 这无疑增加了对为应对这些治理难题的国际公共产品的需求, 进而增加了对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资金的需求。与此同时, 伴随着国与国之间交流、合作的频繁, 彼此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的加深, 传统的国际关系准则已不再适用于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安全形势发展的需要, 当今的世界已进入一个缺乏主导意识形态与范式创新的时代, 亟需一个新的范式和模式取代原有的发展模式, 这一过程对适应新范式的国际公共产品提出了更多的需求, 进而也增加了国际公共产品资金供给困难。

  四、破解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财政对策选择

  通过上述分析易知, 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难题在于生产提供公共产品所需的资金严重不足, 依此逻辑, 要破解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困境, 关键就在于解决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中融资难题。因此, 本文尝试从财政学视角来探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融资方式。

  1. 合理利用官方发展援助 (ODA) 模式, 加大对国际公共产品的财政直接投入

  官方发展援助 (ODA) 是以主权国家为基本行为主体, 以国家或政府的政策行为对双边或多边的国际关系进行调整的产物。其表现方式为发达国家或相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大规模、制度化、经常性的资源转移。Raffer (1999) 的估计显示, ODA用于国际公共产品上的资金在30—140亿美元之间, 而且资金份额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显着增加;World Bank (2001) 的估计显示, ODA花费在核心国际公共产品上的资金约为每年50亿美元, 而总的官方发展援助投向核心国际公共产品的比率由20世纪70年代的1%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8%。Te Velde等 (2002) 通过对国际公共产品的援助融资程度进行研究发现, 国际公共产品的援助融资份额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5%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7%, 到了90年代末期这一份额达到了9%, 并且对环境这一类国际公共产品在总的国际公共产品援助融资中占比为70%[7]。以上数据表明, 在国际公共产品的融资中, ODA是其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 合理利用ODA模式为国际公共产品筹集资金是个不错的选择。虽然目前有些学者就官方发展援助对国际公共产品资金供给的效果提出质疑, 原因在于ODA和国际公共产品提供之间存在客观的“重合效应”和“挤出效应”, 要发挥ODA效力, 需要权衡ODA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方面的关系。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 对国际公共产品的资金供给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 通过国际间的协商合作, 完善官方发展援助机制, 加大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财政直接援助, 用于消除贫困、防治传染疾病、环境污染治理等国际公共产品供应。同时, 减免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债务, 减轻其发展负担, 让其在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中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为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此外, 建立国际财政库, 按照能力支付原则, 从各国国库汲取财政资金注入国际财政库, 为纯粹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提供资金支持, 实施全球性的补贴和补偿国际机构的开支。

  2. 开征国际性税收, 开辟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融资新渠道

  除了加大财政直接投入外, 近年来不少国内外学者专门就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融资新渠道进行了研究, 笔者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归类, 总体而言, 其探讨的融资新渠道可分为以下三类:

  (1) 一系列的国际性税收, 诸如托宾税。托宾税是由托宾1972年提出的针对货币交易征收的一种税。以1995年国际货币交易额为基数, Felix和Sau在1996年对这一基数进行了估算, 如果把托宾税税率设置为0.25%, 就可获得3 020—3 930亿美元的收入;即使把托宾税税率降至0.05%, 也能取得900—970亿美元的收入["]。随着贸易国际化的深入发展, 国际货币交易额基数将不断增大, 征收托宾税带来的可观收入未来有望成为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资金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 适宜开征的国际性税收还有碳税、国际航空税、军火交易税、比特税 (对使用互联网上信息按其流量征税, 根据全球信息传输的每一数字单位 (bit) 征税) 以及针对奢侈品的征税[9]。

  (2) 自愿的私人部门的贡献, 诸如用于刺激慈善性赠予的私人捐助、公司赠予等;效仿主权国家发行的彩票和福利债券, 可发行全球彩票和福利债券;还有用于特定议题的全球基金等。

  (3) 开发融资引擎, 诸如国际融资便利 (IFF) , 通过发行债券吸引更多的来自私人渠道的资金;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69年发行的国际储备资产———特别提款权 (SDR) , 最有可能成为国际公共产品融资的工具;用于刺激私人融资的公共担保等。

  3. 其他的配套机制和措施

  为防范全球性的各种风险, 适应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需要, 各国有必要加强以下三方面的财政改革:一是在一国的中央预算中应单独列出对国际公共产品的预算支出, 并在ODA的基础上将各国提交的财政资金放入国际公共产品的配置中, 而且设置新的资源配置格式为GPG (全球公共产品) +ODA。二是各国中央税务部门应加强合作协商, 致力于构建一个国际性税收征管机构并制定统一的国际性税种及税率。三是提高预算信息和国际性税收征管信息的透明度与可信度, 清晰界定财政资源的使用去向, 是用于国内公共产品的供给还是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 以增进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参考文献
  [1]英吉·考尔.全球化之道——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与管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12.
  [2]吴晓萍.论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1, (3) :113-117.
  [3]席艳乐, 李新.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政治经济学——兼论中国参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战略选择[J].宏观经济研究, 2011, (10) :67-72.
  [4]孙凤蕾.全球环境治理的主体问题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41.
  [5]Broadwater, I., Kaul, I.Global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R].UNDP/ODS Background Paper, 2005.101.
  [6]Kaul, I., Concel, P., Goulven, K.L., Mendoza, R.U.Managing Globalization[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53.
  [7]李新, 席艳乐.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评述[J].经济学动态, 2011, (3) :132-137.

 

 

         财政学论文范文二

  题目:财政学三大流派与国家治理财政学建构

  摘要:我国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 呼唤财政转型与财政理论创新, 需要以宏阔历史视野, 从已有的财政学理论汲取营养。按照财政主体归类, 财政学理论可分为三大流派:国家财政学、市场财政学和社会财政学。国家财政学是赶超过程中国家的财政学理论, 以德国历史学派财政学和我国国家分配论为代表, 强调国家作用, 重视历史分析, 为我国“全能财政”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支持。市场财政学是世界主流财政学, 强调市场作用, 以市场失灵界定财政范围, 以其为蓝本提炼的公共财政论推进了我国从“全能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型。社会财政学对财政主体持多元主义观点, 通过结构和过程分析, 探讨财政决策规律, 以布坎南的公共选择学派为代表。整合吸纳上述三大流派观点, 特别是将公共选择理论中国化, 立足国家主体性理论再创新, 构建国家治理财政学,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财政主体; 财政学流派; 国家治理财政学; 财政主体结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开辟了财政理论研究的新视界。2013年以来, 理论界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财政学基础建设进行了广泛地探讨[1], 李俊生等学者提出新市场财政学构想[2-3], 刘尚希等学者从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角度分析财政问题[4], 刘晓路、郭庆旺[5-6]、叶子荣[7]等学者提出构建国家治理财政学的设想, 财政主体问题[8-10]越来越受到更多关注。从财政主体结构入手, 按照政府、市场、社会重要性区分, 现有财政理论可分为三大流派, 进行历史与现实比较分析, 对构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财政理论具有重要启示。

  一、财政主体:划分财政学流派的视角

  财政主体、客体、目标、运行方式是财政学理论的四大要件。财政主体可从多维视角加以认识, 其在本质层次上是国家, 在运行层次上是政府, 在结构层次上可分为市场、政府和社会。在多元结构的主体层次中, 政府的自主性发挥着特殊重要的作用。

  (一) 财政主体在本质层次上是国家, 在运行层次上是政府

  国家产生后, 财政是国家的集中性分配活动, 财政分配的主体是国家。国家宣称代表公共利益, 自我标榜是公共权力中心, 实现统治阶级利益, 客观上履行部分社会公共职能。国家兴衰演变, 反映了各个时期国家统治者处理“一般社会职能与特殊统治职能”时, 能否做到“长期理性与即期理性的统一”, 能否维护整个社会的“共容利益”[11]。进入现代化阶段以来, 财政的经济和社会职能持续扩展, 维护国家主权与发展利益成为财政公共性的突出体现。

  财政主体在运行层次上以政府为基本形态。政府对外代表国家, 通过财政为履行职能提供资源支持。政府是活动着的财政主体, 政府的组织形式、运行方式, 反映了财政实现“阶级性”、“公共性”及“国家意志”的程度, 进而决定国家的兴衰。在专制帝国时代, 政府的总代表是君主, 独裁是财政决策、执行的突出特征。进入资本主义阶段, 在财政活动中政府受到市场力量的制度化约束, 代议民主制逐步成为政府决策的主要形式, 影响财政运行的参与者范围逐步扩大。政府多采用代议制民主形式管理财政, 公民取得参与决策和监督财政运行的机会。“政府不是那种独立于其公民而行动的有机的或整体的事物, 而是一种通过它私人公民集体地做出决策的工具”, 公民“牺牲自己享用的货物和服务以获得公共提供的货物与服务”[12]。

  (二) 财政主体在结构层次分为政府、市场、非政府公益组织等

  简而言之, 财政主体是国家, 其代表是政府。但国家在历史上形态各异, 政府组织方式不同, 来自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力量对财政的影响力不同, 使财政形态呈现不同特点。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 国家的存在依托于暴力潜能, 暴力潜能在社会中的分布结构, 决定国家对不同阶层或成员利益的反映程度。暴力潜能首先决定于强制性力量, 间接决定于组织化程度, 根本决定于对经济的掌控。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社会组织 (1) 拥有不同优势, 不同力量共同作用于财政活动, 强势组织对财政运行产生更大的影响。强势政治组织以政府 (2) 、政党和官员为代表, 拥有政治权力优势;强势经济组织又称市场组织, 以企业集团和资本家 (或称商人) 为代表, 拥有经济权力或资产优势;强势社会组织以非政府公益组织 (3) 和劳工大众为代表, 拥有人数众多优势。这些组织分别代表不同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国家是不同阶级间的矛盾统一体, 矛盾的激化是暂时的、短期的, 矛盾的维系是持续的、长期的。企业集团和资本家处于经济上的优势地位, 与非政府公益组织代表的劳工大众之间, 在大部分时间存在“共容利益”。维系资本所有者与劳工大众之间的“共容利益”需要一个“第三方实施机制”。政府对外代表国家, 以公共权力中心的名义行使政治上的强制权和协调权, 作为第三方, 通过官僚系统协调国家内部各享受运行。财政主体结构由“政府+市场组织+非政府公益组织”代表的力量构成, 三种力量对政府施加影响, 左右着财政决策与执行过程。财政主体结构的综合属性, 外化为政权的特征, 反映在不同时空的财政形态中。

  二、财政学三大流派概况

  从财政主体结构分析角度, 根据国家 (政府) 、市场、社会组织在财政主体中的重要性, 可以把已有的财政理论归类为国家财政学、市场财政学、社会财政学三大流派。国家财政学在继发现代化国家如德国、苏联、我国改革开放前一度兴盛。市场财政学是当前世界主流财政学派, 与主流经济学理论并行发展, 在先发现代化国家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社会财政学在发达现代化国家产生, 是财政活动范围向社会渗透程度不断加深, 社会公共参与程度不断提升,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理论。

  (一) 国家财政学

  国家财政论强调国家 (政府) 在财政活动中的重要性, 将政府干预作为加快国家现代化和赶超发达国家的强力手段。国家财政论的早期代表是德国历史学派, 后来计划经济国家继承其衣钵。19世纪初, 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发现依循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经济学, 德国无法赶超发达的英法国家, 着眼历史发展阶段差异分析, 强调国家在社会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瓦格纳把国民经济分为私人经济、慈善经济和共同经济, 认为共同经济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 以公共权力为手段, 服务于整个社会共同体, 由政府代表国家负责。财政是以政府为中心的共同经济, 政府干预经济应当扩大国有经济成分。国家的强大取决于国民的财富和科技在工农业中的应用, 财政具有生产性功能, 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来自财政能力与人力资本。财政资金投资于实业以开源, 在制度上减少财税官员的腐败以节流。对外实行保护主义, 对内介入经济活动, 通过税收解决分配的不公平。

  (二) 市场财政学

  市场财政学流派崇尚市场作用, 在市场优先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前提下探讨财政问题。市场财政学的分析基点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先以市场有效为基点, 继而从公共物品、外部性等市场失灵问题, 推导出政府和财政存在的理由与基本职能, 进而通过精确的计划、计算、成本—效益比较和有效的财政收支管理, 达到高度技术化的最大化社会福利标准的要求。分析中采用配置最大化范式与自愿交换税收价格模型, 出于纯经济和技术化的需要, 排斥利益分配关系问题。配置范式追求稀缺条件下公共资源汲取与运用的效率, 税收价格模型强调纳税人从政府财政的受益与付出税收价格的对等。将政府以税收和支出手段进行的再分配及实现社会公平目标上升到了财政职能层次, 将凯恩斯关于市场失灵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的观点作为稳定职能的理论基础。

  在财政学奠基之作《国富论》中, 亚当·斯密论述以市场为中心的诸多问题后讨论了财政问题, 主要关注财政收入或税收。他主张政府应尽量不干预经济运行, 财政职能仅应局限于三个方面, 即保护国家安全、维护国内秩序和建设部分公共基础设施。19世纪末, 威克塞尔、林达尔等将边际革命的成果运用于财政研究, 将财政活动比附于私人经济活动, 认为各种课税是集体估价, 个人从公共服务中取得的边际效用, 应与其纳税所损失财富的边际负效用相等。如果消费者根据其边际评价缴纳税款, 就可认为是公平的[14]。通过将边际效用学说的效率准则适用于财政领域, 注重收支联系, 促进了财政学与市场经济的深度融合。

  1920年, 庇古在其《福利经济学》中提出了外部性理论。1938年, 马斯格雷夫发表介绍财政交换理论的论文《公共经济自愿交换论》。1954年, 萨缪尔森发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 对公共产品的客观属性及最优供给的技术条件进行严格界定, 运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建立了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模型。马斯格雷夫持续努力, 在福利经济学基础上, 将财政学体系及凯恩斯的宏观财政理论进行了整合, 使得公共产品理论、新古典主义的配置 (最大化) 范式、边际分析方法发展出来的分析框架, 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现代主流财政学研究的基本特色。1957年, 他提出财政三大职能理论, 将配置、分配与稳定职能归纳为应对三种主要市场失灵后果的财政干预任务。财政的配置职能用于解决公共物品提供不足问题, 分配职能用于解决不公平收入分配问题, 稳定职能用于解决失业与通货膨胀问题。

  三、三大财政学流派对我国财政转型的实践意义

  财政活动是以公共权力的名义处理公共问题的财富配置活动, 财政主体参与者由个体组成, 理性经济人假设在财政理论研究运用中显得捉襟见肘。三大财政学流派对于财政主体观念的差异, 是其对现实阐释中分流的重要原因。

  (一) 国家财政学为我国确立“全能财政”提供了理论支持

  国家财政学在19世纪早期的德国发源, 历史学派认为君主及官僚体系可以追求并实现国家目标, 财政具有再生产功能, 主张尊崇君主的“秩序国家”。在历史学派的假定中, 国家与其成员的利益是一致的。韦伯认为, 政府是“有限地域范围内合法使用暴力的唯一垄断者”, “民族国家绝非只是单纯的上层建筑, 绝非只是统治阶级的组织, 相反, 民族国家立足于根深蒂固的心理基础, 这种心理基础存在于最广大的国民中, 包括经济上受压迫的阶层”[16]。国家财政学运用历史分析和国别分析, 强调政治在财政中的重要性, 把国家看作独立于社会之外、甚至超脱于社会之上的组织, 具有自主性。重视政府的动员能力, 发动全社会实现国家目标, 财政是实现国家目标的重要手段。财政安排着力于生产力的培育, 不惜牺牲当期的消费需求, 建立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维护社会安定。

  国家财政学在20世纪中期的我国发展为“国家分配论”, 为我国确立与计划经济相配套的全能财政提供了理论支持。与100年前的德国类似, 当时我国受到发达国家压制, 具有赶超的强烈欲望, 政府具有强大的组织实施能力。国家财政学将国家的财政主体地位进行重点论述, 而政府仅是国家意志的实施者, 在与赶超的发达国家对比中确定财政目标指向, 财政活动在加快现代化建设中被赋予重要任务。与市场财政学相比, 国家财政学的财政主体国家对外的理性经济人特征被赋予正义的含义, 但在国内的“阶级”人特征被强化。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财政主体国家, 其公共人特征被神话, 假定其天然地代表人民, 无所不能, 一心为公。

  国家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掌握公共权力与征税权的阶级统治的集团。同时也是整个社会及其共同利益的代表, 政治统治须以执行某些社会公共职能为基础。财政是国家集中性的分配, 国家在财政分配中居主导地位, 国家在社会分配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开展财政活动时, 总是以统治阶级根本利益为中心, 容易而且努力摆脱社会力量的制约。国家分配论强调国家 (政府) 在财政活动中的地位, 视财政为“国家集中分配过程中形成的以国家为主体 (即以国家为主导方面) 的分配关系”[17]。阶级社会的财政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消费性财政, 而社会主义社会的财政是服务于人民大众的生产性财政。社会主义社会的财政主体被赋予脸谱化色彩, 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全体人民利益, 财政活动执行者具有超强的计划能力和高尚的道德水平, 财政活动突出生产性特征, 既有高效率, 又有高公平。

  国家财政学重视国家在国际间处境的提升, 强调历史分析和国别差异, 认为应因时而宜, 因势利导, 对于处于落后地位的国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后发现代化国家发展中发挥了支持作用。但其过分强调政府代表国家甚至全民的财政主体观, 对于政府的无限膨胀和失去约束产生了不好的推动作用, 并可能使政府作用偏离起初的期望, 导致国家富强无法持续。

  (二) 市场财政学推动了我国从“全能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型

  市场财政学是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主流财政学, 发端于最发达国家并向外传播。市场财政学没有将财政主体作为核心研究对象, 以市场有效为分析起点, 再从市场失灵推导出政府和财政干预的必要性。把政府看作一个与私人一样的经济主体, 国家建立在社会契约论基础上, 是天然代表公共利益的理想化的存在。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家, 把政府看成非生产性的消费主体, 倡导限制王权的“法治国家”, 在发挥公平职能、稳定职能中是被动的。政府在市场中与企业和私人处于平等地位, 公共经济受到私人资本的根本决定和约束监督。对于财政范围的研究中形成公共产品论, 为政府“有限”干预构造了一个界线。斯密时代, 市场财政学理论将分工作为进步源泉的观点应用于政府, 坚持法治国家理念, 主张限制政府的职权范围, 重视保护公民的法定权利特别是财产权。

  市场财政学以市场作为财政活动的前提, 奉行财富创造优先的思路, 将市场分析方法运用到财政分析中, 如经济人假定、参与主体平等、边际分析、最大化追求、供求均衡等等。在汲取经济学最新发展成果的过程中, 市场财政学不断助力营造市场神话, 加固市场在现代经济学中的核心地位, 也使财政学逐步走向经济学化。但马斯格雷夫注意到, 无论如何设计民主程序, 民主国家的国家权力仍然可能被少数人用于谋取私利、损害公益。如果严格限制政府的决策与执行能力, 国家在迎接挑战、适应变化方面又会力有不逮。

  改革开放后, 我国在从西方引进市场财政学的基础上, 于上世纪末提炼出公共财政论, 指导了我国收缩财政范围的过程, 走上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转型道路, 被称为公共财政。公共财政论从市场失灵论入手划分政府与市场边界, 确定财政的活动范围和职能, 但强调了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在稳定经济职能中加入了经济增长和发展职能。但随后在我国财政实践中出现了大量政府失灵现象。如, 政府行为逐利化、形象工程、教育医疗产业化、分配状况恶化、腐败问题加重等。在应对这些问题的财政对策中, 既有压缩政府权限以减轻财政负担的缺位问题, 又有扩大政府干预范围的越位现象, 互相抵牾, 陷入市场失灵找财政, 政府失灵找市场的循环悖论中。

  公共财政论作为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阶段的市场财政学, 促进了市场在我国资源配置中主导地位的确立, 同时其对我国财政实践的解释越来越力不从心。公共财政论的财政主体一般指政府, 其作为一个整体对外具有经济人特征, 在管辖范围内对内具有“公共”人特征, 存在着对内对外角色的矛盾。在市场发挥主导作用的前提下, 政府在市场失灵领域开展财政活动, 假定其具有“公共”属性, 实现社会“公共需求”, 提供公共产品。在谈到财政主体时, 往往指政府, 国家处于“虚化”的地位。原来的“国家预算”也被“政府预算”替代。大多数时候政府被作为一个“暗箱”, 假定其为追求公共目的而开展财政活动, 以至于部分官员以提供公共产品的名义作为扩大财政支出的理由。作为市场财政学支柱的公共产品论, 以其技术或物理属性进行定义, 但由谁来判断这些属性的问题却没有解决。于是, 在现实中出现官员打着提供公共产品的旗号, 从事“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事件。

  四、财政学三大流派对于构建国家治理财政学的启示

  三大财政学流派中, 国家财政学全面否定市场和社会的作用, 强调国家 (政府) 作用;市场财政学将市场摆在主导地位, 政府仅发挥查缺补漏的辅助作用;社会财政学将政府作为一个各方面力量博弈交易的平台, 引入社会公益组织在财政运行中发挥作用, 希望构建一个政府、市场和社会公益组织都能积极参与、高效运转的治理型财政。改革开放前的30年, 我国全能财政的确立受到国家财政学的深刻影响。改革开放后30年, 我国从全能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型, 市场财政学发挥了推动作用。近年来, 市场财政学或者说我国的公共财政理论, 无法继续指导进一步的财政改革, 社会财政学提供了一面新的镜子。

  三大财政学流派各有其软肋:国家财政学对市场充满敌意, 无视社会组织的价值, 对国家能力过于自负;市场财政学面对复杂的现代社会问题, 在规避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中左支右绌;社会财政学囿于社会公益组织行为的难以衡量, 综合平衡多元力量手段不足。于是, 这三大财政学流派对应于我国自1949年以来近70年的财政转型来说, 从否定市场有效, 到探究解决市场有效前提下的市场失灵, 在诉诸政府干预中发现出现新的政府失灵, 于是诉诸于社会公益组织, 继而又会出现社会公益组织失灵 (1) 问题, 形成了市场、政府、社会公益组织之间基于“失灵”而依次“替代”的循环[18]。

  面对近年来国内外多主体合作提供公共产品的实践, 有必要在重视市场、政府、社会公益组织作为社会枢纽性运行机制的“有效”性,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以“合作”为主旨、以“权力共享、共同治理”为特征的多主体作用下的国家治理财政学。国家治理财政学在吸纳市场财政学的公共品理论、经济人假设、个人主义分析方法的基础上, 吸纳国家财政论的历史分析、制度变迁分析方法, 社会财政学的财政主体结构分析方法, 建立市场、政府、社会公益组织分工合作、竞争共治的治理型财政是值得期待的。

  (一) 财政主体结构及运行机制是国家治理财政学的核心议题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理论的引进和发展中, 主要着力于主流财政学即市场财政学的消化和吸收, 公共财政论的盛行正是这一过程的结果。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分析方法的社会财政学从财政主体角度对财政决策过程进行深入剖析, 由于与我国的制度基础和文化传统相去甚远, 本土化结合不足, 解释力不强, 传播不远。构建国家治理财政学, 有必要汲取国家财政学对决策过程研究的重视, 将公共选择理论中国化, 研究我国财政决策规律, 增强财政理论的解释力。在财政主体结构研究中, 对不同力量的作用方式、相互影响及变化进行分析, 增强对财政运行的现实解释力。尤其是我国历史上政权力量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官本位文化积淀深厚的背景下, 如何借鉴国家 (政府) 主体性理论, 探讨政府在财政决策中的制约因素, 我国历史与现实中主体性作用发挥的情况, 发挥好政府自主性优势, 既具有理论价值, 也具有现实意义。

  (二) 政府、市场、社会公益组织分工合作是国家治理财政学的追求目标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 政府、市场、社会公益组织曾在不同时期发挥起重要作用。市场的全球化扩展和市场作用日益扩大, 是现代文明发展的推动力, 又是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的成因;国家 (政府) 是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 又是社会衰落的始作俑者;社会公益组织是社会安定的稳定器, 又具有组织运行的选择性排他性。国家治理财政学研究在政府、市场、非政府志愿部门分工合作框架下, 财政范围、财政职能和运行方式, 发挥不同主体优势, 完善政府镶入社会的治理结构, 追求共治共赢。在经历了政府全能、市场万能及推崇社会公益组织自治的实践后, 研究财政为载体的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互镶机制, 既有难度, 更有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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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李俊生, 姚东闵.互联网搜索服务的性质与其市场供给方式初探——基于新市场财政学的分析.管理世界, 2016 (8) .
  [4]刘尚希.财政与国家治理:基于三个维度的认识.铜陵学院学报, 2015 (5) .
  [5]刘晓路, 郭庆旺.财政学300年:基于国家治理视角的分析.财贸经济, 2016 (3) .
  [6]刘晓路, 郭庆旺.国家视角下的新中国财政基础理论变迁.财政研究, 2017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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